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内涵
我国城镇化是世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国情。纵观各国城镇化进程，既有经验，又有教训，从中可以引出许多规律性的认识。一是城镇化水平要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相应的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规模，是由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城镇化水平又制约着工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顾条件、单凭热情盲目加快城镇化，会使城镇化缺少产业支撑而难以持久；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会影响产业集聚和经济结构优化，延缓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二是城镇化速度要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世界城镇化历史表明，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轨迹类似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一般说来，当城镇化率小于30%时，是城镇化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当城镇化率处于30%到70%之间时，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当城镇化率超过70%时，是城镇化后期阶段，发展速度减缓并逐步趋于稳定。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应当顺应而不是背离这一阶段性规律，过快或过慢都会产生一系列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三是城镇化格局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城镇化的格局包括城镇形态、规模、结构、空间布局、演进方式等也会不同。一般来说，土地稀缺、人口稠密、能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集中型城镇化；土地广袤、人口密度小、人均占有能源资源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多数是漫延式城镇化；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形成了一个或几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成为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主体区域。四是城镇化发展是趋利避害的过程。世界城镇化发展史表明，在看到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没有免费的午餐”，城镇化发展搞得不好也要付出代价和成本，引发新矛盾和问题，必须清醒认识和妥善化解。正如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所说的，“城市化极有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在城镇化道路上一旦出了大量问题往往很难纠正，纠正起来要付出巨大代价。农业用地转为城镇用地，会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但过多占地则会影响农业基础；农民变市民会提升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但处理不当，会出现大量“三无”(无地、无业、无保障)人员，甚至出现“贫民窟”；城镇产业和人口的集中会带来集聚效应，但常常伴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善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做到统筹兼顾、趋利避害，才能保持城镇化健康发展。上述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经验，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应当认真遵循和借鉴。
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借鉴各国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前面临的具体情况，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应当是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集约发展、多元形态、三化同步、两手结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集约发展，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我国人多地少水缺，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宜居土地只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9%，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石油、天然气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城镇化不能粗放占用土地，不能像某些发达国家城镇化那样消耗资源，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能走资源集约节约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合理调整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多元形态，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有人口分布很不均衡，未来城镇化发展潜力和综合承载能力差异很大。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城镇化不能像有的国家那样，在城镇规模结构上过于偏重发展大城市或小城镇，在城镇空间布局上片面集中于某些地区或发展某种模式，只能因地制宜、分类引导，无论是城镇规模还是城镇结构，无论是城镇布局还是城镇化演进方式，都必须坚持多元形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协调和多样化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同时要看到，城市群的发展符合城镇化发展规律。城镇化初期，主要是以单个大城市的平面扩张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逐步形成1-2个特大城市为龙头，中小城市集群协调分布、城镇间保留一定的农田、林地、水面等绿色空间，并通过高效便捷的交通走廊连接的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这种城镇化的空间组织形态由现代化的交通连接，在不降低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同时，又能够防止单个城市过度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相对集中的布局，还可以避免分散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浪费，有利于保护土地和生态环境；城市群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小城镇，作为特色产业中心或一定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心，点状分布在其他区域，也将发挥不可或缺的独特功能，有利于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化同步，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统筹城乡，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镇化道路。农业人口规模庞大，是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又一个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农业人口仍达6.7亿人，而英国、巴西同一城镇化水平时期，农业人口仅为1300万人和4500万人。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若达到65%，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这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同时仍有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这相当于一个半美国的人口。一方面，转移这么大规模的农村人口，需要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的极大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的提升，需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为基础，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改善数量仍然庞大的农村人口的生活，需要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更大进展，而农业的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需要工业和城镇的反哺、辐射和带动，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物质、技术、资金和市场支持。可见，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三者相辅相成，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过程，不仅是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过程，而且是与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不应是削弱农业、剥夺农民、凋敝农村的过程，而应当是加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过程。这是中国城镇化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两手结合，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共同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成功的城镇化，既是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调控、规划引导的结果。城镇化的过程，是生产要素集聚和更高效率配置的过程，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决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和城镇化发展规律，以行政方式、长官意志拔苗助长、“人为造市”。城镇化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涉及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公用事业、社会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综合发展过程。市场能解决城镇化中微观资源配置问题，但难以解决好城镇化宏观布局问题；市场能够解决城镇化中的一些经济矛盾，但解决不好城镇化发展中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以及收入分配不公、体制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是走了弯路的。他们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历经一两百年的发展过程，才逐渐走到了两手结合的路子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同时我们又有更好的运用政府调控的基础和条件，坚持两手结合、两手都硬，市场基础性作用和政府有效调控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是我国推进城镇化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以人为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把提高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发展成果由城乡居民共享的城镇化道路。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核心。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建设城镇、发展城镇经济，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公共服务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镇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竭力避免出现一些国家曾经或仍然存在的各种“城市病”。特别是要把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下大气力抓好，使农村转移人口不仅能在城镇就业，而且能在城镇定居，平等地享有所在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决不能出现一些国家曾经或仍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现象。推进城镇化不但要不断满足当代人的发展需要，而且要为下代人、世代人着想，为中华民族的世代繁衍发展奠定基础和留有空间。